陳琳

“‘錢學森’之問，不但反映了社會各界對中國教育的疑問，也是一個偉大民族必須直面的疑問。”近期，安徽地區高等學府的11位教授，通過《新安晚報》向教育部新任部長袁貴仁發去了一封公開信：“‘錢學森之問’是關于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一道艱深命題，需要整個教育界乃至社會各界共同破解。”

在中國教育機制下呈現出的紛繁復雜的問題，令一些人感到悲觀。甚至有偏激的媒體，用“中國教育之災”之類駭人字眼，形容種種事件。背后，是整個社會對于教育的深切期望。

“我們的時代需要創新的科學人才，需要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這樣的人才，只有自由的大學才能培養出來，目前中國的教育體制在這方面還面臨相當嚴重的挑戰。”知名學者、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謝泳在接受CBN采訪時說。

CBN：你認為“錢學森之問”的核心問題是什么？

謝泳：錢先生的話包括兩個意思，一是對當下中國高等教育體制現實的基本判斷：我們沒有原創的大成果出現，沒有原創的大人才出現，這是基本事實；二是希望改變當下高等教育體制中阻礙創新人才成長因素的制約。錢先生是非常敏銳的科學家，也是非常敏銳的哲學家，他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感受是準確的。關于這個問題的解讀，可以有許多角度，但我個人還是愿意從自由創造的角度理解錢先生的話，高等教育還是管制太多，自由不足，我們還沒有做到把自由創造的天空完全還給學生和教師。自由是創造的前提。

CBN：你所說的“自由”，指的是什么狀態？

謝泳：我以為當前高等院校最需要“無為而治”，這包含了對學生和教員的基本判斷與尊敬，給他們自由。教育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專業和技術是第二位的。大學最要緊的是她的自由環境和自由的學術氣氛，學生在這樣的環境中是一種熏陶、涵泳的吸收，是一種在自由中慢慢養成的精神。

CBN：你曾研究過西南聯大。為什么今天處在和平環境中的大學，反而沒能取得西南聯大的成就？

謝泳：西南聯大的條件是好老師和好學生同時集中在一起。這樣的條件，今天中國的好大學都具備了，比如北大、清華，中國如此優秀的青少年人才集中在這里，沒有不成才的理由。關鍵是大學的環境還有問題。西南聯大充分體現了教授治校、學術自由的氣氛。這些教授在國家危難之時表現出的民主寬容、吃苦耐勞、團結合作的精神實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

CBN：說到教授的問題，有學者在私下表示過一個觀點——內地的一些大學教授，無論是寫論文的數量和質量，還是個人綜合素質，都抵不上香港的大學里的副教授，更不用和國外一流大學相比。這種說法似乎也在暗示，內地高等教育的問題，同現在師資力量也有很大的關系，這個“小道”說法到底是否符合事實？

謝泳：這種比較本身并不完全有道理，因為世間最不能比的就是人的情況。但作為對現狀的判斷，這個說法也不無道理，主要針對的是學校教員的來源和學術評價體系。

在這方面，內地高等學校的關鍵問題還不是表現在教員的來源，因為除非極個別的特例，目前內地高校教員的來歷已基本完善。沒有博士學位已不可能成為高校的教員，目前許多高校已開始強調洋學歷，也就是說沒有歐美名校的博士學位，以后在中國名牌高校中已缺少競爭力了。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問題在于，教員的學歷高了以后，高校的學術格局并沒有明顯好起來。重視學歷本身沒有錯，但太過于僵硬，有時候對學術發展也不利。

CBN：有一部分學者針對中國教育體制，開出了“與國際接軌”的藥方，這個方法是否會有效？

謝泳：經常把與國際接軌強調到不恰當程度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種不自信。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就拿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來說，我們要解決的是自己的問題和人類的問題。像環境、氣候等，中國在許多問題上都已有發言權，現在要強調中國人的自信心，做了第一流的事，有創造性，自然就會與國際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