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五四青年節前夕，團中央學校部微信公眾平臺發表文章《青年節里談中國》，得到眾多微信公眾號轉發，引發了廣大青年熱議。文章作者為我校能源與動力學院黨委副書記徐川，現于團中央學校部掛職。

      最近的幾年，我們的視野里突然多了一些概念，比如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自信等等，而中國文化和中國故事更是隨處閃耀。為什么？ 為什么要強調中國這個定語？另外，普世價值這個在過去略顯中性的詞匯現在也被重新審視，我們不再說普世。為什么？普世究竟怎么了？道理很簡單，普世就是普適，普適就是通用，通用就意味著放之四海而皆準。那么問題來了，通用的標準誰來制定？評判的依據誰來掌握？放之四海的責任誰來推波助瀾？答案很明顯，誰的話語體系，誰來決定標準；誰制造的概念，誰來確定內涵；誰建構的體系，誰有動機推廣到全世界。問題的關鍵在于，使用誰的話語體系，就要匹配誰的標準，就要受誰的制約。而在話語體系的融入和模仿照搬的問題上，我們吃過虧，上過當，走過彎路，交過學費。先講三個故事，也許看起來跟主題并不相干。

第一個故事：

     談談語法。我們從小就學語法，但是很多人都有誤解，以為中國的語法應該就像中國的文字源遠流長，歷史悠久，一枝獨秀，稱霸全球。其實，我們的語法研究比西方晚很多年，只是個新兵，不過百年歷史，而英語和印歐語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語法”這個詞當然也不是我們的本地貨。我們就是仿照西方的語法來建立我們的語法體系的，但是模仿也帶來了問題。清末國語運動后，馬建忠、黎錦熙、高名凱、王力、張志公等學者仿造西方語法開創語法研究的學問，1898年馬建忠參照拉丁語法體系，在《馬氏文通》一書中創造了一套漢語的語法體系，這是中國語法學的發端。然而，漢語并不同于西方語言，我們的名詞沒有賓格主格的變化，也沒有性和數的區別，動詞不分人稱，也沒有時態，沒有嚴格意義的形態變化。這一不同于歐洲語言的特點，使得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內，漢語被很多語言學家認為沒有語法，也沒有詞類。直到20世紀著名歷史學家威爾•杜蘭在《文明的故事》第一卷《東方的遺產》一書中仍然認為漢語沒有語法和詞類。

第三個故事：

       說說“封建”。很長時間以來，我們對“封建”的定義存在著嚴重的誤解。我們自己的歷史上就有“封建”，但是并不是西方社會的“封建”或者馬克思的“封建”。戰國以前，西周、春秋就是封建制，所謂“封建”就是“封土建侯”或者“封邦建國”，天子將土地分封給各路諸侯進行管理，諸侯的土地叫封地，諸侯在自己的封地上有治理權，諸侯再分給大夫，以此類推，逐層分封，形成眾星拱月式的國家治理結構。“封建”社會由大秦帝國終結，秦和秦以后實行的是郡縣制，從此“百代皆行秦政治”。而馬克思所定義的封建社會，指的則是以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為經濟基礎的社會形態，跟我們自己的封建不是一個概念。問題是很多馬克思的忠實粉絲嚴格落實馬克思的歷史觀點，比如馬克思說社會形態是線性發展的，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最后是共產主義社會。很多人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則之后，認為中國歷史就必須按方抓藥，所以秦朝之后必須是封建社會。這就好比先做成一個模子，不管你合適不合適，硬套進去。于是中國就有了“封建社會”之學說。套進去后，發現西方的模子不合適中國，因為秦朝根本不實行分封制，于是又賦予了封建社會新的定義，提出所謂的“中國封建社會”。

       故事講完了，再看開篇的問題。三個故事角度不盡相同，有版權的糾紛，有定義的問題，有概念的偏差，但背后的道理是相通的也是易懂的，就是當別人建立了一個體系在那里，你要想融入，就必須改變，變成別人可以接受的模樣，或者別人希望你變成的模樣，否則，你就是有問題的。在這個世界上，只要你使用別人的話語體系，只要你使用別人的標準，也就意味著要使用別人的詞語，別人的定義和別人的概念，別人也就同時擁有了肆意指摘和評頭論足的權利。秦始皇為什么要車同軌，書同文？就是為了建立統一的標準。如果說硬件技術的統一標準是為了對接的便利和融合的進程，那么本應該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如果也強求統一，那就將陷入無休無止的爭吵和批判。而且，當你使用別人的標準來映照自己的時候，突然會發現自己很多的不適應甚至不正確，于是，對自身的懷疑和自我否定也就隨之而來。比如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已經很多年，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在武林中還是沒有名號，西方還是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或許等到中國成了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時候，才有資格重新定義市場經濟）。同理，用別人的體系和坐標來映照，中國的語言是有缺陷的，你看這么多東西用“語法”都解釋不了，漢語根本就不符合語法，竟然沒有單數復數和主格賓格，那漢語必須要改；中國的社會制度也是有問題的，你看中國的“封建”都不符合封建社會的定義，你說這個國家有多奇葩，連個標準意義上的封建社會都有問題；中國的社會治理當然也是有問題的，你們竟然有城管，你們的民主竟然不是一人一票？中國肯定也不算是民主國家，因為按照西方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的標準，必須完全具備“選舉產生官員、自由定期選舉、言論自由、多種信息來源、獨立社團和公民參與”的六大要素才能叫民主國家，你成功了也不行，你國家治理的再好也不算，別的國家無論南斯拉夫、東歐、蘇聯、第三世界，只要具備六要素即使崩潰了也是好國家；中國的醫學當然也是有問題的，因為你們不符合西醫標準，你們竟然靠刮痧，竟然用針灸，竟然講脈絡，竟然練氣功？在別人的手電筒照射之下，你經常是被批判的，這是不合理的，那是不合法的，這些又是不合情的，你們這樣不是自由，你們這樣不是民主，你們這樣是侵害人權，你們必須要改。問題還不止于此，別人還擁有話語和體系的解釋權，就是別人可以修改，可以偷換概念，偷梁換柱，可以指鹿為馬，指桑罵槐，可以雙重標準，可以雙重人格。話語體系的建立者，近代以來毫無疑問是西方，現在毫無疑問也是西方，但是未來，不能毫不猶豫認準西方，或者不應該只是西方。所以，我們必須要走自己的道路，因為這個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沒有兩個一樣的國家。如果說我們的民族文化、國土面積、人口密度、歷史傳承、地理環境跟別的國家統統都不一樣，憑什么思想、道德、倫理、文化、制度要一樣？或者，又為什么要一樣？所以，我們要走自己的道路，還因為我們的祖先不在西方。我們過去有自己的模式，將來也必須有自己的模式，尤其在虛心學習別人之后的中國模式。我們有幾千年的治理經驗，我們有自己一脈相承的傳統文化，我們有自己亙古不變的炎黃堯舜。過去我們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其實沒有仲尼，我們還有孟子老子墨子韓非，萬古也并不如夜。同樣道理，這個世界永遠不是只有一盞燈可以照亮通向未來的道路。在軸心時代，這個世界上同時擁有老子、孔子、蘇格拉底、柏拉圖、基督耶穌和釋迦摩尼，這個世界從來都是將來也一定是百花齊放。強調中國模式和中國定語，還有一個現實的國情問題。我們需要虛心學習，但不能是沒有標準、沒有原則、沒有堅守地盲目學習。看看現在，我們眼睛里只有西方，我們的電影看西方，經濟學西方，科技跟西方，技術仿西方，節日隨西方，甚至語言我們都在學西方。看看我們周圍學英語的瘋狂，即使我們知道中國生產了世界上最多的“啞巴英語”患者，即使我們知道中國生產了世界上最多的英語專業學生，我們還是不知道躬身自省，還是不知道及時調整，還是忍不住從中學開始學英語，從小學開始學英語，甚至幼兒園開始就開始學英語。你可曾見過世界上還有哪個奇葩的國家如此醉心于另外一個國家的語言？尤其是學了也白學、學了也不用以及學了不會用的情況下？說說美國。美國是挺好，但不是自古以來一直好，也未必從今往后一直好。在過去，輝煌和榮耀都不屬于美國，人類榮耀的歷史上鐫刻著希臘羅馬，鐫刻著泱泱大中華。中華在很長的時間里就是世界第一，美國是否能夠延續千年超越他們的光輝時刻？恐怕也只能拭目以待。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美國，沒有也不會有第二個美國，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重現美國之所以成為美國的內部和外部環境。而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美國通行價值也實行了這么多年，可有第二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美國出現？美國又允許么？總結一下。國際之間和文化之間，無所謂普世，更無所謂使命，如果是使命，誰之使？誰之命？基督教好不好？伊斯蘭教牛不牛？如果都好、都牛、都神圣，那該聽誰的？既然都是一神教，是否允許別人的神和自己的主平起平坐？說起來好像也只有中國的寺廟里能夠同時看到儒釋道、三教九流，各方神仙能在同一屋檐下和睦相處，這不是世界文化的融通所需要的大格局、大平臺和大智慧么？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國只能有一種文化。我們的未來就是要打造中國模式，堅持中國道路，培養中國自信，涵養中國氣質，宣揚中國故事，傳遞中國聲音。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特色的才是優質的，所有一味模仿卻不知為我所用的邯鄲學步，都只能踩在別人的巨大腳印里，也只能卑微地活在別人的陰影里。我們的未來，注定不可能在其他國家和民族的發展中通過模仿和復制而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