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們忽然間形成了某種獨具特色的“反思”癖好：一旦某個環節出了問題，首先不是對這個環節進行自我檢討，看看是否是自己負責的環節出了事，而是立即把眼光投向上一個環節，并且往往一口咬定就是上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所謂“時也、命也、運也，非吾不能也”。

　　比如，前些年有人說大學生的人文素養不行，并認為其主要原因出在中學教育上，且最大的問題就在語文教學上。于是就有很多人奔走呼號，在把中學語文教學說的一無是處之余，開始大力推銷自己主編的各種各樣的所謂有“素養”的讀物，讓學生家長本已緊皺的眉頭再皺一皺，直至變成雙眼皮方才罷休。

　　以此來觀這些年來關于高考改革的各種爭議，或許有助于我們看清楚問題的實質所在。眼下，高校的自主招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演變成一出鬧劇。今年北大在自主招生上推行的“校長推薦制”，那些被校長直推的學生無一不是本校的學習尖子。換句話講，這些人就是不用推也可考上北大清華這樣的學校，但或許，這正是北大拋出“校長推薦制”的初衷和所期待的結果。魯迅曾說，北大是常為新的。倘若他老人家地下有知，真不知該對此作何感想，以他的脾氣，就是登報聲明收回這句話也未嘗可知。

　　而之所以作如是言，是因為施行多年的自主招生制度已經不僅與高考改革的宗旨相悖，而且對廣大考生，尤其是貧困生，制造了新的不公平。

　　注意一下各校這些年來自主招生的情況就可發現，通過這一途徑招錄的“自主生”絕大多數是大城市的重點中學學生，鮮有中小城市的中學入圍，更不要說老少邊窮地區的學校了，這次作為“哥”的北大只不過耐不住寂寞，把這個現象“自曝”了一下而已。

　　其實這個現象早已為人所知，但校方大多以創辦世界一流大學要提高生源質量為由搪塞過去。但這里有個最為關鍵的問題，那就是：北大也好，清華也好，乃至別的什么大也好，都是國立大學，拿的是中國所有納稅人的錢。換句話說，美國哈佛大學可以只招名牌乃至貴族中學的學生，耶魯也可以這樣做，但北大清華不能這樣做，更何況作為私立大學的哈佛耶魯還并沒有并力圖避免之呢！

　　按照北大現在的招錄模式，相信即使是北大校長周其鳳本人，這個當年從湖南一所山村中學通過高考裸分考上北大的苦孩子，如今再想圓夢北大，可能也只有向隅而泣一條路了。

　　而我認為，高考的千里大堤，正是因為自主招生的出現，也變得不再具有以往所具的公平性，在廢除高考的呼聲中，有一大部分聲音就是源于此。

　　實際上，作為一種選拔機制，高考制度盡管為人詬病，但其在保證“起點”平等，保證國人均有相對平等的機會進入優勢教育資源集中的高校接受教育方面還是有很大作用的。與自主招生的測試偏向于資訊相對發達的城市學生而言，農村的學生一樣可以通過對高考涉及到的幾門課程的學習與掌握來展現自己的才能，而不會因為不知道一些時髦的名詞和大而無當的文史哲或時政知識折戟于高考途中。

　　不得不說，現在動輒就將不能培養出創新人才的原因歸之于中學教學和高考是不公平的。須知，楊振寧、李政道，以及新近辭世的錢學森也都是通過當年的“高考”進入中國大學接受教育的，但他們的創新性似乎并沒有受到影響。而令人深思的是，錢老在去世之前所發出的“錢學森之問”所質疑的恰恰不是高考制度，相反，倒是中國的大學教育本身的問題，這一點應該引起注意。

　　當然，高考并非不需要改革。在國家財力已足以支撐的今天，像49年前那樣，由大學自己招生或聯招以避免“一考定終身”的弊端是可行的，此外，各個大學均可拿出一定名額招收插班生或轉學生，面向全國所有高校開放，允許已考入大學的學生通過檢測轉入或插班到相關高校就讀。當年馮友蘭先生的女兒，日后的翻譯家和作家馮宗璞就是先考上南開大學，兩年后通過考試轉入清華大學的。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而這一政策，上個世紀80年代曾有高校試驗，上海近年來也有實驗，但力度和廣度顯然不夠，也并未在全國的高校推廣。

　　改革大學招考模式，將是提升大學競爭力的可能性的出路，但它不應該是為了博取眼球效應而在自主招生上玩花樣。如果條件還不成熟，就沒必要瞎折騰高考。依我個人愚見，在目前的情況下，應該廢除的倒是自主招生，而非現存的高考制度